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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村落守住可触摸乡愁浙江演绎乡土文化“沉与浮”

浏览次数:2661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6-06-15

  

   65岁的江根龙搬离浙江松阳平田村的老屋已十多年了。县城里的新房抹水泥贴瓷砖,一整套现代家居的标配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方便清爽。可每年回村转转、每两年维修一下老宅,却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“推开窗就能看见山和云,有时还有散不开的雾,跟仙境似的,这种景致城里没有,哪儿都没。”江根龙出生的松阳平田村,远处的青山如水墨铺展开来,村外梯田错落,清泉潺潺。然而时间流转,如今村民多已搬离,可像江根龙一样,无论走多远,“回家看看”是每个人心中不曾言说的默契。“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,那是家,不能没了。”
江根龙的恋乡情节折射出当下传统村落保护的社会共鸣。然而,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让此话题略显沉重。古村落的真正价值是什么?在拆建与保护、价值传承与居所改善等一对对矛盾中,未来古村落保护该何去何从?
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,浙江也是一部厚重的古村落典籍。在这个狂飙猛进的工业化时代,在这场与时光和推土机的赛跑中,浙江当地全力守护古村落,保住可触摸“乡愁”,各地也不忘另辟蹊径探寻发展之路。
古村落保护与拆建在“较劲”
位于宁波市四明山深处的章水镇茅镬村,有400余年历史,有着“浙东第一古树村”的美誉。高挑的马头墙、雕花木格窗,都在讲述这里久远的兴衰史。几年前,茅镬村开始整体搬迁。
66岁的严大万曾是村子里最后一名“钉子户”。“大家陆续都搬了,可我,就是舍不得。”老人脸上写满哀伤,想守候传统却力不从心。
茅镬村的遭遇并非孤本,其如同一面镜子,照出国内不少古村落的命运。有一组让人心头骤紧的数据被反复提及:2000年,中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,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,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。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,“很多传统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,只是很多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。”
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,浙江也是一部厚重的古村落典籍。1200多个历史文化村落散布浙江大地,其中有176个村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尽管有山水画般的景色,历经沧桑的古村仍然猝不及防地在人们视野中老去,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,民俗文化日濒消亡。
时至今日,保护传统村落已是社会共鸣,但这条路却遭遇不少“拦路虎”。
陈柏洪的老房子在兰溪市黄店镇芝堰村。这是一幢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清代木结构两层房屋,但因年久失修,房屋漏雨、房梁被蛀空。眼看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,焦心的陈柏洪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建新房。但这时,现场施工却被村干部叫停。
一面是保护村落的期许,一面是改善生活的需求,如何取舍和平衡?
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综合秘书处处长葛永明认为,“保护古建与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本身就是一对矛盾。”他说,兰溪芝堰村这件事很典型,老房子破败了,没法居住,无力修复,又不能乱拆。反映出当前古村落古建筑保护的尴尬、无奈和紧迫。
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,修复传统村落和考虑使用人的需要,是可达到一致和统一的。“传统村落仍然延续着世代的人居功能,其贯彻修旧如旧原则,主要侧重在外貌保护,比如墙体、马头墙木结构等。“结合使用需求修缮古屋,越是有人使用,越能留存,实际上是利于保护的。”
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在“纠结”
这是一个古村落苏醒复活的故事。浙江松阳地处浙西南,由于莽莽群山掩映,使得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,是华东传统村落数量最多、保护最完好的地区。在松阳最偏远的枫坪乡,小小的沿坑岭头村仿佛被时光遗忘的乡土,镶嵌在海拔700多米的高山之腰,古朴而静默。“震撼”,是给丽水技术学院副教授、画家李跃亮来此的第一印象。
让李跃亮不敢想象的是,此时的松阳沿坑岭头村,已行走在消失的边缘。“全村370多人,只剩下80多名老人和孩子在家,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。”建村300年以来,不少老屋像一位瘦骨伶仃的老人,孑孓在风雨中飘摇。
在李跃亮惋惜之时,沿坑岭头村委会主任叶庆春则一门心思忙着一件事:推进整村搬迁。“山高路远,出行不便,没法发展啊。”他感慨道。当时,县里已基本同意方案,只待确定搬迁地址。
搬,老百姓生活更方便,但温润而鲜活的古村落遗产也随之消失。左右纠结,不舍的李跃亮决定为岭头村做些什么。
2013年8月,时任松阳县长的王峻来到枫坪乡,心中已有丘壑的李跃亮“献计”:“这个村一步一景,一年四季景色不同,打造成写生基地,肯定好。”王峻若有所思,觉得可试。
正是这一有心之举,当地最终花5万多元在村里搭建了三个写生平台。之后,李跃亮先后在松阳、丽水等地举办三场画展,极致的乡土面貌跃然纸上,松阳沿坑岭头村开始在画家圈内悄然走红。
濒临消失的沿坑岭头村,摇身一变成了声名鹊起的“画家村”,短短三年时间,一拨拨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、背着画板行囊的人络绎不绝。脱胎换骨般的转变,也彻底打消了叶庆春的疑虑和整村搬迁的想法。
在松阳,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沿坑岭头村。一批基于传统村落而发展起来的“民宿村”、“养生村”等层出不穷,外出创业者也开始回归乡村参与乡村业态培育。
“我们将传统村落放在历史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量,不是大规模、大动干戈的建设模式,而是采取中医调理、针灸激活的方式,慢慢梳理出脉络机理,逐步恢复其生命力。”如今,已任松阳县委书记的王峻对古村落保护的决心和耐心不改。
开发在催热古村落的同时,不少人也纠结:过度的商业化开发让古村落丢了原味,古村落变景区,到底行不行?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怎么拿捏?
毫无疑问,保护古村落,离不开钱,不可能拒绝发展,但又不能盲目发展。清华同衡传统村落研究所所长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表示:“古村落建设,只有适度开发,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,才能让村民安居乐业,才能延续生命力。”
王峻也清楚认识到这点。他认为,与体量庞大的古村落遗存保护需求相对比,县域财政、人力和智力资源杯水车薪,“古村落只有发展才有可能保护的下来,而外来工商资本参与的关键是必须融合和适应当地。”
古村落保护与文化延续在“加码”
近年来,国内保护发展古村落的步伐在不断加速。2013年到2015年,连续3年中央连续发文,分阶段提出要制定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。浙江也为全力守护可触摸“乡愁”行动着,该省省长李强说,“古村落保护工作已是一项等不起、慢不得的抢救性工程。”
2003年,浙江省在实施“千村示范万村整治”工程建设时,就已展开对特色文化村落的保护开发工作;2012年,该省出台了《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》,并自次年起,每年启动260个村的保护利用,对省级重点村给予每村500-700万元补助和15亩建设用地指标支持。目前,已实施或正在实施重点村项目173个,一般村项目868个。
“政府的支持无疑为各地保护古村落解了燃眉之急,但从长远来看,必须盘活古村落的人气,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。”采访中,多位专家表示,传统村落的保护,不能仅停留在政府与专家层面上,更应是村民的自觉行动。
在王峻看来,古村落修复并不难,最难的则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村落经济发展的保护,因为古村落保护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延续出现了断裂。
活态保护、有机发展,浙江各地并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针对当地特色,另辟蹊径探寻发展之路,比如“连线开发,串村成景”型、“政府独资,公司经营”型、“政村互动,逐步外迁”型、“村民为主,整旧如旧”型等多种形式的发展之路。
早已名声大噪的乌镇,如今已不再依靠单纯的江南水乡风光和古镇建筑来吸引游客,而是以举办乌镇戏剧节为机向文化创意发展转型。
罗德胤称,在人们易产生审美疲劳的今天,乌镇借戏剧节传达了新的活力,在稳定人流量的同时,提升了游客的单次消费,这就是搭乘文化快车的另一次“开发”。
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对如何“活化”也有着自己的想法,“村落‘活化’需要文化创意,需要‘阳下结合’。如果创意完全脱离乡土就失去了根基,就像浮萍一样没有落地的生命力。”
“阳下结合”即“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”,是指利用当地社区和外来创意设计师结合起来保护和利用古村落。譬如,在一些古村落中,艺术家、知识分子、学生、设计者到乡村去,跟农民在一起生活,做出一些很棒的创意产品。
这些尝试是创新,背后则是有心。从政府到民间,从浙江省到乡村,大家的想法简单而朴素:不能把祖宗的遗产丢了。令人欣慰的是,关心古村命运的人正在携手破解难题。
夕阳下,抽着旱烟的江根龙站在老屋前,看着远处工人正搭着梯子修缮老屋、黄泥的土墙飘出烟火,耳边响起了久违的脚步声和狗吠鸡鸣,他笑着对身旁的老伴说:“什么时候,我们也搬回来?”